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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驾驭礼俗 慎防礼品文化陷阱
发布时间: 2007-10-11 来源:本站原创

礼俗是由民间习惯形成的礼仪习俗,它的生成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探究和勾沉中国礼俗的渊源,约略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原始社会,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为了共同狩猎和抵御自然灾害,在交往中逐步积累和自然约定了一些礼俗,其功能仅是调节人和自然的矛盾,形成了战胜大自然的一种合力。阶级社会产生后,统治阶级观民风、采民俗并加以适当的吸收和改造,制定了礼制,用礼制教化和垂范民众,从而又化礼制为礼俗。礼俗在这个往复的过程中,其作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古代社会礼仪三百,母一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选择相应的礼。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有自己特定的行为规范,社会上各色人物的举止言谈都被纳入各自的礼规仪节之中,礼俗的积极意义是使人际交往井然有序,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缓和,最后达到人和事畅业兴。礼俗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在封建社会以后开始两极分化:一方面仍然为维持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起作用,如节日喜庆、婚丧嫁娶、探亲访友、离别送行,人们送礼金、礼品是礼尚往来,寄托着善良和朴素的心愿,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与文明;另一方面介入到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中,被某些人利用夹杂着其他目的,礼尚往来变味走调,与庸俗和腐败纠缠在一起。

 

中华民族自古尚礼,世代相袭,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人际交往的礼节规范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有效法则,与人们的原始信仰、伦理道德相表里,与历史典章制度、朝政法规相联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渊薮和基质。由于这种礼俗文化基质对时代、社会和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于是就有了良俗、陋俗、不良不莠礼俗之分。优良的礼俗培育了炎黄子孙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风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另一些礼俗则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被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当作惯用的武器和法宝,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成为阻碍社会前进、时代进步的糟粕,是陋俗。同时,不管是何时还是何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大量的既称不上好也不能说是坏的礼俗,暂且称之为不良不莠之礼俗。如果从礼俗的角度去解读清官廉吏,去剖析贪官污吏,那么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礼俗与廉政、与腐败有着密切的关联,良俗往往与廉政同行,陋习总是与腐败合污,不良不莠之礼俗则需要引导和培育。古人说:“人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下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败。”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不少礼俗的性质边界具有不明确性的特点,很难区分其良陋。不用说不良不莠的礼俗,即便是优秀的礼俗,如果不把握好度,往往会构成腐败行为的先导。如有一个人缘较好的管理者不幸得病住院,看望的人络绎不绝,按照中国的礼俗,先前去的都送鲜花,鲜花送多了浪费可惜,那么往后去探望的就送水果,同样水果送多了也无法处理,那么有人就把购买鲜花或水果的价值折合成钱,改送钱。送50元钱不算行贿,收 l 00元也不会构成受贿,那么这种馈赠礼俗与行贿受贿的边界在哪里呢?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如新加坡规定一概不能收受礼物,而美国的某些地方则规定限于200美元以下。从礼俗的历史流变可以看出,中国礼俗具有渊源的复杂性,流布的广泛性和植根的牢固性,不少礼俗是良莠参杂,鱼龙混珠,导致不少人往往把陋规也看成是人之常情,是合理的。如因受贿153万元,被判处死缓的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廖子中认为:“别人送我的钱,我是拒绝不了的情况下才收下的,又不是索拿卡要,又不是公款,而是朋友个人的钱,加上又是两个人一对一的事,除了他知我知,谁也不知,出不了什么问题。”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领导找他谈话时,他以:“拒绝不了的情况下才收下的”为理由,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开脱。

 

无论是古今,也不管职位高低,人总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脱离纷繁复杂的礼俗。日常生活的礼俗是繁多的,人们每做一件事,每一次交往无不包涵着各种礼俗,走亲访友、作客待宾、红白喜事,大凡都得按约定成俗成的礼俗去做、去办,否则将被认为是不近人情,令人费解。民谚曰:“入乡随俗”,也就是说到什么地方就要遵守什么地方的规矩和礼节,人们只有知世故,懂人情,识时务,才能在社会交往中被人接纳,受人尊敬和欢迎。但是礼俗犹如一把双刃剑,是否正确驾驭,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有的就被烧死在烟里,淹死在酒里,压死在钱财和礼品下;而有的则避过糖衣炮弹,独善其身。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就是从礼俗腐败开始走向犯罪道路的,他在忏悔书中说:“后来由于受社会上存在的庸俗作风的影响,自己又没有处理好友情和原则的关系,对过去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老部下来总署办事时,给我带来的烟酒和土特产由不收到盛情难却地收下,逐渐发展到基层单位的领导和我分管的业务部门的同志送给我的也收下。收受的东西由烟酒、土特产发展到手表、工艺品等。”王乐毅因收受贿赂、礼金及贵重物品等折合人民币127万元而被判处重刑。恰恰相反,曾任落马高官海南省原副省长辛业江专职秘书的吴冠玉,因为遵守了礼尚往来的法则,终于打破“高官落马,秘书必难辞其咎”的定律。当然这里面还有他的妻子一份功劳。比如一次,一个搞工程的朋友想请吴冠玉帮忙疏通一下关系,带了几百元钱的高级水果和一件价值上千元的工艺品到他的家中。面对这份有些过重的“礼”,不免令人左右为难。不过,吴冠玉和妻子没有生硬地推辞,而是坦然接受,但却在几天后准备了更高级的水果和一件更加贵重的瓷器,夫妻一同敲开了那位朋友的家门……不用说,朋友自然明白了吴冠玉夫妇的用心。这样,在双方都不失面子的情况下,吴冠玉成功地避过一个官场险滩。

 

“好利恶害”、“就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属性,这种人类本性的发展往往会导致趋炎附势。趋炎附势的媒介是礼俗活动,是利用人情往来去达到目的,动因也是形形色色的。有的短期没有明确的目标,寻找靠山是从长计议、等待时机;有的巴结权势是赤裸裸的跑官要官,或为了消除政治危险;有的是为了打通关节,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交往完全是一种投资和买卖。试想:有些老朋友、老同事为什么那样热心跑来找你?为什么慷慨地送你钱?无非你是一局之长或一地之首,手中握有权力,可以利用职权或者工作上的方便为他们办事,为他们谋取非分之利,你在为他们办事中收受他们的贿赂,他们却出小利而得大利。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党组书记贾永祥在狱中自白:“事到如今,我弄清楚了,为什么人家要给我送钱,甚至愿意不计代价地跟我交往呢?我不排除极少数朋友间感情因素,但大多数是冲着我的地位、权势、影响来的,在这些人眼中,我也是一种商品,一种有用的资源,往我身上投入,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或巨额利润。”

 

夹杂在政治生活、经济活动中的礼俗,礼尚往来不仅是幌子,更是陷阱。从已经查处的腐败案件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落马贪官是先失足于“礼尚往来”,大致都是从造房进住、子女婚事、父母丧事、生病住院、外出访问、四时八节等收受礼品礼金开始的。特别是节日,节日腐败形势严峻已经成为共识。被判处死缓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狱中忏悔说:“所谓的人情往来的性质是清楚的,而实际上对象我这种人,也只是‘来’而没有‘往’。这种人情往来之所以经久不衰,而且愈演愈烈,因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二是两头害怕……三是几头都好……最后用的都是公款。”。这是一种用金钱堆筑起来的礼尚往来,一经风雨就会倒塌,最后是树倒猢狲散,正如古人所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河南省鹤壁市原市长朱振江也是被礼品压垮,被送上了审判台的,他的“自白”说:“开始时,我都退回去了,也遇到不少难堪。可是,我自己终不是一个坚强者,后来对一些朋友送的就作了顺水人情,因此,在思想上廉洁自律的防线打开了缺口。有了将错就错的第一次,也就渐渐有了错上加错的第二次、第三次……在送给我的财物中,74%是过年过节和家中老母去世、儿子结婚时朋友送的。当时我认为熟人之间、朋友之间互相往来,是人之常情,这是我‘人缘好’、‘群众基础好’的回报。的确如此,不少落马的贪官起初都不习惯,是在人情难却的情况下收下第一笔赃款,后来却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了,甚至是随波逐流、推波助澜,最后滑到腐败的泥坑被押上了审判台。

 

礼尚往来离不开礼品,礼品是往来的重要内容,往来的陷阱也往往是通过礼品来完成的。我国的送礼习俗源远流长,早在周朝时就已盛行。那时外出访友拜客就必须带着礼物,当时称为“贽”。礼物不太多,夏天是一束肉脯,冬天里为一只雉鸟;大夫是一只雁鸟,卿是一只羔羊,礼品的等级多寡是因级别而异。主人受了贽礼,等客人离去时,仍然尽数奉还。礼品作为一种物质,的确有贵贱厚薄之分、高低轻重之别,但却没有性质的区别,仅仅是一种象征,为情感的载体、人际沟通的媒介,礼尚往来就是通过礼品向接受礼品人表达某种特殊的感情。社会交往的礼品往往具有两面性。礼品是魔鬼,它酝酿于欺诈的陷阱,让贪婪者压死在不义之财里;礼品是天使,它诞生于真诚和爱的土壤,给一个廉洁者献上一束鲜花,能使病榻上的羸弱之躯为之一振,大自然的芳香会驱散病人心中的郁闷之心。梳理中国礼仪文化,正确把握礼俗往来,妥善处理礼品,大致有三条规则。

 

一是投桃报李的法则。古人曰:“投我以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礼尚往来的投桃报李的原始意义是防止“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违背人性冷漠、自私、与世隔绝的表现。《礼记·曲礼》日:“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尚往来是社会生活传承延续而来的人性要求,也是一种防范“施而不报”行为的对等原则,目的是维系人际关系的平衡,杜绝了人们心理和行为的不平衡现象,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普遍的认同与肯定。礼尚往来的法则在礼制文化初始时期即已产生,在长期的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作为处理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投桃报李”法则形成一个极为理想的人际关系,成为人们馈赠交往的一个基本的伦理规范。

 

遵循投桃报李的平等法则,要求克服感恩民俗心理。知恩图报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和人性品格,从某人处得到了帮助或支持,按照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必须给予报答。俗言道:“知恩图报”,“有恩不报非君子”,“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以感恩为心理内核的交往是普遍存在,但当把这种感恩情感侵入到公共领域,事情就变得复杂了。“政府和行政体制掌握着各方大权,他们担负着解决社会矛盾和分配资源的职责,因此他们总是在满足一些人的要求。出于感恩心理,人们就会报答他们,尤其是一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得到帮助的人。”。得到帮助的人,他们总希望报答能被接受,认为报答别人,送人钱财是天经地义的事。人称“关西孑L子”的东汉杨震,曾任司徒、太尉等职,为官清廉。一次,他路过昌邑(今山东金乡),县令王密曾受到杨震的举荐。夜里,王密怀揣十金大礼送到杨震住的地方,杨震拒绝接受,并说:“我对你很了解,难道你不了解我吗?”王密说“深更半夜的,没人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满脸愧色,拿起金子灰溜溜地走了。杨震的做法似乎有些过分、绝情,不合礼俗,但这恰恰是杨震令人敬佩之处。杨震举荐王密完全出于公心,。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恩情,也丝毫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王密却把这种举荐当作私恩,这在杨震看来,不仅受之有愧,有辱清廉之名,而且担心受金后有交易之嫌。在礼尚往来中,有些接受报答的人认为“无功不受禄”,接受是人之常情,“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符合传统礼俗,结果进行权钱交易,最后滑到腐败的泥坑。

 

二是受人财不以成富的准则。《孔丛子·记义篇》载:“夫受人财不以成富,与季孙之惠于一人,岂若惠数百人哉?”这里提出一个接受馈赠的基本准则,即馈赠的动机是济人之灾,受馈赠者不能以此作为致富的手段,这是基本的礼俗伦理准则。馈赠既然是一种真诚的相助,那就不应有其他附加条件,若送礼是为让受礼者办事,就完全违背馈赠文明的意义。“受人财不以成富”是对馈赠授受行为的制约,在“礼”的前提下对馈赠往来行为的规定,从而成为馈赠文明的基础。被判处死缓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把接受馈赠当作是致富的门路,大肆敛财,他在忏悔书中说:“人情往来,掩盖着权钱交易。在我任职的四年中,沈阳市有180余人,其中85%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作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

 

    遵循受人财不以成富的准则,就必须消除民俗慷慨心理。“在中国人生活中,慷慨是一个重要的行为特征。在各类社会中,慷慨和行贿均是难解难分的。”。作为一个公务人员他具有双重身份:作为个人他可以接受慷慨,作为公务人员他便不能接受,因为虽然是某种慷慨行为,不带有其他目的,但在一定时刻仍然会发生作用。

 

    三是不以公物私赠的原则。古人云:“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这就要求不以公物私赠,它对馈赠之礼品的来源作了严格的规定。从馈赠的授受双方看,给予者占主动地位,直接关系到馈赠的性质和效果,《礼记·礼器》曰:“观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观其发而知其人之知(),故日君子慎其所以与人者。”“慎其所以与人者”是馈赠中给予方的行为规范,君子与人之物无论价大小、礼品多寡都充分显示着自身的品格、修养、智慧和审美情趣等,除了不以公物私赠外,它还要求给予方的馈赠必须是真诚相助,不强行予人,馈赠应量力而行,不可勉强。

 

    遵循不以公物私赠的原则,就必须消除消极的民俗尊敬心理。民俗尊敬心理原本是积极的,有利于协调一个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向于某种和谐。但是在物质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尊敬不仅表现为态度和道德,而且表现为某种实物形式。人们往往通过奉献实物的方式来表示尊敬。这就形成一种氛

 

围:奉献实物是人际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中,这无可非议。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心态,如果尊敬没有被接受的话,就会感到内疚和惶然。这种活动一旦介入政治生活,界限就模糊了,公私就难分了。”

 

    尊敬上级和领导,要么拿个人财富,要么拿公共财富,而绝大多数人是用公共财富来完成这种活动,不管是何种都很难划清是礼尚往来还是行贿受贿的界限。正确驾驭礼俗,慎防礼品陷阱,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严禁任何实物或金钱形式向公务人员表示尊敬,贯彻落实《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