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有着许多廉政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本文主要以明清为例，对此略作论述。
一、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都十分注意对官吏的培养、选拔，尽管其间有许多弊病，但通过“科举”等考试选拔人才的做法，其历史进步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当然，这种考试选拔官吏的做法是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二、实行监察与考核，奖惩相结合的办法，从严治官治吏。这是中国古代廉政的一条重要经验。
首先是监察机构的设置。秦代中央有御史大夫，掌监察百官，地方有监察史，负责监察地方官吏。汉代以后，中央设有专职的监察机构，称御史台(府、寺)，明清时称都察院，地方有监察区，设专职监察官。同时，配以御史出巡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出巡检察。御史出巡，百姓往往拦轿告状。明时，监察御史出巡，号称“代天子巡狩”。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众秩卑权重职广位显”。所谓“人众”，不仅是指监察官员在政府机构编制中占有相当比例，而且兼负监察职责的官员往往更多。所谓“秩卑”，指监察官员品级较低。明代的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同地方的芝麻县官，给事中则仅仅只有从七品 ；“权重”则是说监察部门的权限较大，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职广”则是说监察的职责、对象、范围十分广泛；而“位显”是指监察官员的地位显要。“人众秩卑权重职广位显”的好处是保证监察官员能够无所顾忌，不畏权贵，独立行使监察、惩处大权。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讲：“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一文中曾高度评价了我国古代的这套监察制度，他说：“在中国君主时代，有专管弹劾的官”，“从前设御史台谏的官，原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
其次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历代有严格制度。秦统一全国后，总结上古大计考核制度的成，特制定了《课律》等法令，在《语书》、《为吏之道》中明确提出良吏、恶吏的“五善”、“五失”的考核标准，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检验，以杜绝贪污。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西汉对官吏考核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纵向的，中央考核郡、国，郡、国考核县，县考核乡、里、亭，这是上下级的层层负责制的考核，称为“上计”制度；二是横向的，是中央各部门，地方的郡、国、县的长官对所属僚佐的部门负责制的考核。
隋唐时，官吏考核制度已日臻完备。唐代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德”、“行”两个方面。“德”包括官吏的品质、道德修养、对君主的忠、信、笃、卫等；“行’包括官吏的能力大小，守职的勤惰、政绩的好坏等。“德”的标准是“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称“德、慎、公、勤”。这“四善”是对全国所有官吏而言的标准。行能政绩的考核标准有二十七条，称之为“二十七最”。这二十七条标准是针对各种不同业务，不同部门的官吏而言的。
明代的官吏考核分“考满”与“考察”两种。“考满”是指在官员任期内定期举行的考核。具体规定是，任满三年举行第一次考核，称初考；满六年举行第二次考核，称再考；到九年一个任期举行第三考核，称通考。每次“考满”根据官员的实际表现，分别给予称职、平常、不称职的评定，以决定对官员的处理，或升级，或留任，或降职。“考察”是不论官员的任职时间，对所有官员的定期考核，并根据考察结果作出相应处置。“考察”又分“京察”和“外察”。京察是针对全体京官的考察，一般六年举行一次；外察是对京城以外官员的考察，又称为“大计”，一般三年举行一次。 “考察”的主要目的是处理有问题的官员，项目有八：贪、酷、浮躁、才力不及、老、病、罢（“罢”通“疲”——笔者注）软、 不谨。
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的考绩法，但把“考满”改一年一考，三考为满。对“考察”作了“四格八法”的规定。“四格”是才（能力）、守（操守品德）、政（政绩）、年（年资）。“才”分 “长、平、短”，“守”分“廉、平、贪”， “政”分“勤，平，怠”，年分“青、中、老”。清代的“四格”基本照顾到了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就形式而言，已比较全面。“八法”与明相同，即贪、酷、浮躁、才力不及、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病。凡属这八种人，都要被清除，以保证官吏队伍的素质。
再次，伴随考核的就是奖惩。考核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吏治、改善政治，所以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必要的奖惩是考核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明代考满法规定：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罢。“考察”后的处置是：贪、酷者削职为民，情节严重者依法惩办；疲软、不谨者免职，但可以保留官员身份，“冠带闲住”；老、病者致仕；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职使用，或保留品级调闲散部门任职。这些措施对惩治贪污、惰政等腐败现象无疑了产生了积极效应。
三、健全法制，严惩贪官法吏是古代廉政的另一条经验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定的法律，对贪污、渎职惰政等腐败现象的惩处都有明确规定。如《大明律》对官吏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都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如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折银达40两即判处斩罪；贪污60两者剩皮实草。可见《大明 律》规定以重法整治不法赃官污吏。《大清律》亦是如此。
与健全法制相应的就是从严从重打击贪污、惩治腐败。有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杜绝贪赃，曾实行“高薪养廉”和“养廉银”制度，但都未收到好的效果。明古鉴今，笔者认为我国古代廉政实践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些经验与教训：
第一、必须与时俱进，结合当今国情制定—套行之有效的廉政措施，从严治官、治吏；一切依法律、制度行事，并持之以恒。
第二、必须建立严密的监督制度。权力失去监督往往会导致腐败；再好的廉政措施若失去监管也会形同虚设。
第三，对任何人违法或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第四，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和腐败行为，重在预防；同时也必须加大查处力度，依法从严惩治，使职务犯罪分子及其他腐败分子不想为、不敢为、不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