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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先秦时期儒家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应用
发布时间: 2007-10-11 来源:本站原创

    廉政文化是近几年派生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体系的一脉分支。它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范畴兼有的产物。中国五千年殷厚的文化底蕴,是其赖于产生和发扬光大的土壤。而做为华夏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无疑被现在的廉政文化所传承和延续。历代儒家学者的廉政思想和理念,更是在廉政文化上,刻上了深深的儒家烙印。

    而从儒家廉政思想的源头——先秦时期开始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文化长河角度来审视廉政文化这一新生事物,而且,有益于我们在开展建设廉政文化的初级阶段,确定其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本文试图从先秦儒家廉政思想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和现代价值及应用三个方面作肤浅论述,权作抛砖引玉。

 

一、先秦儒家廉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廉政是贪贿的对立物。贪贿是私有制的产物,是不同历史类型的国家所始终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是无所谓有贪贿现象的,因原始社会处于“天下大同”的时代。然而,当人类社会跨入阶级社会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在私有制社会,“货、力为己”,“以功为己”,“谋用是作”,剥削由此产生。私有制不仅是产生剥削的制度根源,而且是产生贪贿的直接根源。贪贿根植于阶级剥削的土壤,可以说它是剥削制度的一种变异形式和补充。贪贿过度化的后果是直接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甚至导致政权的衰亡。在中国先秦社会的历史中,因贪贿而失国的现象屡见不鲜。商朝末年,商纣王及其奸臣费仲因贪贿而接受周人的贿赂,把囚禁于监狱的文王释放,结果放虎归山,自取灭亡。周朝后期,周厉王重用贪臣荣夷公,专权好利,最后被国人赶下了台。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及其太宰韶因贪贿,而接受被打败了的越国送来的贿赂,同意与越国求和,结果养虎为患,越兴吴灭。以上因贪贿而亡国的事例,犹如一声声长鸣的警钟,在震撼着那些具有忧患意识的统治者和许多有识之士。许多先秦思想家认识到贪贿的危害,并对贪贿现象进行了无情揭露。一些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不断地同贪贿现象作斗争。贪贿与反贪贿构成了先秦社会的一对重要矛盾。在反贪贿的过程中,一些统治者及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他们的廉政意识也开始慢慢萌芽。先秦儒家的廉政思想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

 

二、先秦时期儒家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先秦儒家的杰出代表孔子构建了以“仁政”思想为核心的为政学说,孔子多次谈到为政的问题,他尽管没有提出“廉政”的命题,但他的为政观却始终折射出廉政的主题。孔子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实现“仁政”。作为统治者,应该要亲民、爱民。孔子认为,爱民在于利民。为政者要“因民之利而利之”、“使民以时”。孔子主张德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认为,德政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自身加强官德建设。他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还提出了举贤纳能的思想。他说:“先有司,敕小过,举贤才。”

    孔子还特别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就是说,举荐那些正直的人为官,老百姓就会心服口服;否则,民众是不会甘心服从的。那么,如何才能举贤才呢?孔子主张“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即不因他善于言辞就选拔他,也不因人的地位低下就不听取其正确意见。总之,爱人、举贤、德政,构成了孔子仁政学说的主要内容。应该说,这也是孔子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孟子在继承孔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此,孟子主张统治阶级施仁政,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人民,争取民心,他说:“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如何争取民心?孟子主张统治者不夺农时,发展生产。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老百姓富足了,才能遵守各种行为规范。关于何以才能治国的问题,孟子提出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思想,这一思想显示了德法兼治思想的萌芽。孟子认为,选贤是实现仁政的关键。他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关于如何选贤的问题,孟子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在主张用贤之同时,也积极主张惩贪。他认为,对于那些贪官,“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在孟子看来,廉政应该是为官者追求的本性。他说:“可以取,可以毋取,取则伤廉”。就是说,为官者应该不取身外之物或不义之财,否则,就是伤害了廉的本性。总之,爱民、举贤、取廉,构成了孟子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荀子认为,实现廉政,首先必须解决好为民的问题,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还把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种“立君为民”和“载舟覆舟”的认识,比孔、孟的爱民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荀子也认为,实现廉政,用人是关键,他说:“尚贤,即使之为工功也。”即选择贤能之人为官,能使统治者的统治长久。划子还把不能任用贤人列为国之大患。他说:“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诚心用贤。”荀子还提出了打破论资排辈的用人方法,主张越级提拔那些有才德的人,也主张免除那些无能之辈。他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在强调德政的同时,也突出了法治的重要性。他说:“法者,治之端也”、“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在荀子看来,法律应该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应该起到“禁暴恶恶,且惩共未也”的目的。荀子主张对违法犯罪的官吏加以惩处,做到“正法以治官”,使“百吏畏法循绳”。总之,立君为民、举贤用贤、隆礼重法,构成了荀子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三、先秦时期儒家廉政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应用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段的局限,先秦儒家的廉政思想都没有能够完全解决所服务的统治者的廉政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廉政主张,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改变当时无论是奴隶主阶级还是地主阶级的贪贿腐败的本性。因为,贪贿不仅是私有制的产物,而且是私有制无法克服的顽症。所以,历代剥削阶级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息焉”的历史命运。尽管如此,先秦儒家的廉政思想,在客观上还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的,不仅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批判继承先秦儒家孔孟荀诸子的廉政思想,对于欠产当今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政之要,贵在倡廉。这不仅是历代儒家学者的共识,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反复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犯罪。”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么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建国前夕,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毛泽东还专门提出了建立廉洁政治的要求。建国后,我们党也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不仅颁布了旨在加强廉政建设的法律法规,而且也多次开展了反腐败的斗争。从而促进了建国初期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清时时期。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腐败不仅没有被消除,而且仍然是困扰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呈现出相当严重的趋势。这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当代廉政建设提出的严峻挑战。如何加强新时期的廉政建设?如何才能使中国共产党人跳出周期律的支配?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让人民监督政府,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在先秦社会,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从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爱民、惠民、利民主张。如“民贵君轻”、“立君为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等等。这些思想尽管具有其时代和阶段的局限,但却仍然包含了许多积极因素,至今仍然闪烁着其现代价值的光芒。批判继承儒家孔孟的廉政为民思想,就应该把握好党的领导者的角色定位。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党的政府应当是为人民的政府,党的官员也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当人民“公仆”,还是当人民的“主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其他一切旧政权的根本区别。既然,共产党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那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理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为民”是官德的价值支点,也是廉政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共产党人应该以全国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宗旨。只有如此,我们党才能赢得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事业才会有无穷的力量源泉,并立于不败之地。

    让人民监督政府,也意味着人民是政府的裁判。政府工作的好坏只能让人民来评价。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因为,人民的评价是公正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此,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人民的要求来选拔那些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人来担任公务员。在用人问题上,举贤用贤已是先秦儒家诸子的一致共识。孔子那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的思想,其实就已经包含了选拔人才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尺度的思想萌芽。孟子那种“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的思想,也已经体现了人民是政府的裁判的思想萌芽。先秦儒家诸子的廉政用贤思想还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因素,如荀子那种“举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打破用人制度上的论资排辈,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以及建立干部的引咎辞职制度,无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等等,这一个个具有闪光思想的命题,对于我们的廉政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拔什么样的干部,邓小平强调过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应该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来充实我们党的干部队伍。这三条标准是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一致的。总之,把好用人关,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勤政为民的人来充实党的干部队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们加强廉政建设的干部保证,它关系到我国新时期廉政建设的成败。

     把发用人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如果领导干部自身不能廉洁自律,怎么能够要求下级廉洁自律、奉公守法呢?正人先正己。孔子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因为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表率,对下级乃至全社会风气的形成起着巨大的示范作用。建国初期,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清明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得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带头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为全国人民做出了廉洁自律的表率。在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应该时刻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按照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四自”要求,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领导干部带头做好了廉洁自律的表率,必定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从而带动和引导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

    健全法制,依法治国,是推进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根本保障。其这,突出法治的重要性,早在先秦时期孟子、荀子就提出过。先秦儒家重德政,但孟子的“徒善不足为以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思想已经显示出德法兼治思想的萌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就提出了“法者,治之端也”的命题,突出了“隆礼重法”的重要性。当然,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先秦儒家不可能认识到私有制的根本缺陷,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尽管如此,这种思想所体现的现代价值却是不可低估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法律仍然是维护现代化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就廉政建设而言,我们一方面要高举反腐败的利剑,果断地刺向那些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决不心慈手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健全法制,使廉政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真正实现廉政建设的法制化。只有如此,我们党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